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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张载看到贫富不均是当时社会的根本问题,如不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任何政治措施都是谋求暂时利益的苟且的办法而已。
扩大到天地万物来看,人无法准确感知自己原本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人特自小之,将自己局限在某个狭小的范围内,切断与天地万物的关联,正像一身中手足麻痹则不知觉其痛痒。南岳怀让以磨砖不能成镜的比喻启发马祖道一坐禅岂能成佛,明确否定坐禅与成佛的关系。
以朱子为代表的理学家在讨论禅宗时,关注点主要在儒佛思想的相似之处,即弥近理而大乱真之处。因而觉悟并不是广博的佛学理论知识,也不是通过约束身体而进行的具体禅定。简而言之,心学与禅宗证成本体的过程及工夫路径相似。若不能在本心上挺立天理,单纯言心之知觉,就与禅宗即心是佛、觉即是心的思想颇为相似了。8.翟奎凤,2020年:《虚灵不昧与朱子晚年明德论思想跃动的禅学背景》,载《哲学研究》第10期。
(《宗镜录》卷二十四)黄蘗希运将佛性称之为觉心,主张但悟一心即为真佛。既已被吸收,在佛教中觉就作为佛学概念来使用了。《周易》通过阴阳符号为我们描绘的这套宇宙图式,不是对自然世界的抽象,它没有通过一套范畴、概念的逻辑推演来展现这个世界本源的存在,故在易学中就不可能产生在个别当中寻求普遍、从现象中寻求本质的西方哲学式的认识论。
【3】这种种的象虽然起源于人类对外在世界的一种经验式的观察,但当这些象应用于占筮之时,《周易》所关注的就不再是这些事物的客观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了,而是试图探寻这些自然、人事、事物对于人的意义和价值。二、意义赋予:易象的自然内涵及逻辑框架两汉之际,易学迎来了其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形成了易学诠释的第一个流派——象数学派。与此同时,京房还依据《周易》象数符号的特点,建构了一套八宫卦的易学排列新方式。【19】故这一时期,易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倾向就是通过对易学当中的太极阴阳等观念的创造性诠释,来建构儒家的天道性命之学,为其提供形上支撑。
因此,西汉象数易学的主要特点在于赋予易象以新的内容,将易象体系自然化、逻辑化,以更好的与政治社会相结合。这个本即为《老子》的无,这个无为万物之本,但是却无形无象,故曰:欲言无邪,而物由之以成。
盖乾主阳,阳动而进故升。故《易传》在解释黄裳元吉之时提出:文在中也(《象传》)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文言传》),认为人具有温文之德,秉持中和之道,居于尊位而能够柔和谦下是其最终能获得元吉的根本原因。《连山》《归藏》均已亡佚,但从现存的《周易》古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三易体系的共同点——象的特征,正如《系辞传》所言: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6董春:《易道的显现与感通:以象为枢机的分析》,《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其内核是 ‘以德配天的伦理诉求,其形式则表现为以卦爻辞来梳理卦象间的阴阳之序,其功能则是沟通天与人之关系,使既有的政治等级制度看上去更加神圣、肃穆和庄严,进而对社会制度起到巩固和强化的作用。14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1页。其次,王弼通过援老入易,对易象背后之意进行了阐发,以老子之玄思阐述《周易》之义理。占筮活动乃是人类在理性处于启蒙阶段探索自然的一种手段,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以蓍草为工具,通过筮法的演算得出具体的数字,再将这些数字转化为卦爻符号,用以预测人事的吉凶祸福。
故王弼曰:存言者,非得象者也。若其以有为心,则异类未获具存矣。
王弼提出:夫象者,出意者也。因此,《周易》象语言的逻辑框架应该是多样性的,要为阐明《周易》中的意去服务。
这套卦序体系乃是以阴阳变化为根据,将六十四卦视为一个具有独立系统的动态整体,将阴阳消息学说灵活应用到六十四卦的卦序排列当中。因此王弼之得意忘象是其在吸收了当时所盛行的言意之辨的基础上形成的建构象数体系的新原则。三、大象无形:易象的超越性内涵汉魏之际,战乱频繁,社会分崩离析,为大一统服务的经学不再适应当时社会的需求,神秘的天人之学亦逐渐走向没落。王树人以象为核心,提出了象思维的范畴,他主张:‘象思维作为中国传统思维的本质内涵与基本特征,乃是区别于概念思维或逻辑思维的一种思维。易学之研究亦是如此,象数语言乃是义理的表达方式,只有对象数语言有一透彻的理解方能进入到易道的体悟当中。在象则为大象,而大象无形,在音则为大音,而大音希声。
这就开显出了《周易》古经中彰而未显的物象之德性内涵,并将其作为易象的主要内涵。故东汉易学家通过发明各种新的象数体例,重构《周易》象数体系的逻辑框架,让《周易》象数体系与自然哲学的内涵更好地融为一体。
认为象乃是《周易》成书的根本所在,而这个象源于圣人对外在物象的观察,展现为《周易》的阴阳之象,故又曰: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夫为阴则不能为阳,为柔则不能为刚
如: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木果。这就意味着象数派之本意并非是要以象数去替代义理,而是认为象数形式是理解义理的唯一途径。
魏晋之际,王弼通过对汉代易学的反思,发掘了这套易象体系之本——大象,认为可经由象而直契大道,将这套易象体系视为一个生生不息的动态过程。正如孔颖达所言:黄是中之色,裳是下之饰,坤为臣道,五居君位,是臣之极贵者也。这样,孟喜将自然、天文、历法之学融入到《周易》的象数体系中。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
《周易》通过卦象描绘日月运转,宇宙流行乃是为了见吉凶(《系辞传》),即为了将这些自然之象与人事吉凶相关联进而传递给我们种种生存的智慧。在这一风气的影响下,宋代易学呈现出一派崭新的面貌。
程颐之意,乃是古人由经而明道,义理需要通过阅读经典而体悟,而后人却将二者颠倒过来认为须先学道,方能去读经。故在《易传》诸篇尤其是《彖传》《象传》《文言传》诸篇当中,特别注重强调易象体系的德性意义。
在象则为大象,而大象无形,在音则为大音,而大音希声。盖乾主阳,阳动而进故升。
在王弼看来,汉代象数易学对象语言的理解过于机械,这种机械的理解造成了汉易在言与象、象与象、象与意之逻辑关系的处理上陷入了案文责卦的困境,即过分关注形式的统一性而忽视了象数体系内在意蕴的表达。王弼注解《老子》之时,尤为重视对本的重要性,《老子指略》当中指出:《老子》一书,其几乎可一言而蔽之。【20】而程颐之《程氏易传》作为义理之学的另一代表作,朱熹认为:已前解易,多只说象数,自程门以后,人方都作道理说了。这样西汉象数易学中的神秘色彩被逐渐消解,取而代之的是阐释经典本义、注重逻辑建构的象数易学新形式。
这样,《周易》古经当中所取的种种物象并非是对客观事物简单的描述,而是通过将象与人事相结合,用以表达其对事情发展之吉凶祸福的一种推测,这种表述则主要通过《周易》中所特有的阴阳符号和文字语言共同完成的。【24】而清代易学的主要工作则是梳理和整合,由对宋易的反思引起了汉易之学的兴起,其关注焦点在于汉宋注易方法之争上。
【17】值得注意的是,王弼通过扫象对汉易之繁琐进行了廓清,认为象数乃是为阐述义理服务的,但是其最后所揭示的《周易》之理却过分依赖与老庄之理,正如程颐所言:王弼注《易》,元不见道,却以老庄之意解说而已。对《周易》象数体系进行改造的首开风气者当为擅改师法的孟喜。
这个本即为《老子》的无,这个无为万物之本,但是却无形无象,故曰:欲言无邪,而物由之以成。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易象作为圣人表意的重要手段,只有真正地理解了这套易象体系,方能体悟圣人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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